谭嗣同、林旭 、杨锐
、杨深秀、刘光第 、康广仁

众所周知康有为不是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所谓“戊戌变法六君子 ”是指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清政府杀害的谭嗣同
、林旭、杨锐 、杨深秀、刘光第
、康广仁六位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虽遭通缉 ，但均得以在外国友人的帮助下逃亡国外
，康的弟弟康广仁不幸罹难 。康 、梁二人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但并非“戊戌变法六君子
”；康有为并未“客死他乡”
。该文中称“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后 ，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直到客死他乡。 ”真不知其何所据而云之 。据史料记载，康有为于变法失败之后逃亡出国 ，游历欧洲各国，撰有《欧洲十一国游记》
，并组织保皇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后他回国主编《不忍》杂志，担任孔教会会长 ，为复辟帝制造舆论。1917年他与张勋策划复辟帝制
，拥戴溥仪复辟，几日后即失败 。他晚年在其家乡广东省南海县的万木草堂讲学著述 ，直至去世。

康有为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的著名人物
，他于1927年去世，距今不过数十年时间 ，其生平事迹本是不难查考的
，然而该文作者不知根据什么传说，竟然把这位早年倡导变法维新
、晚年奔走各地宣扬复辟帝制最终老死家乡的名人说成是“在北极度过晚年
”、“客死他乡” ，把有名的“康南海 ”凭空杜撰成了“康北极”
，错得也太离谱了

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
。这次变法主张由皇室领导 ，进行政治体制的变改，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无奈变法受到清朝廷内保守势力反对
，最后演变成为政变，维新派人物被杀 。维新运动失败 ，使中国损失一批热心于国家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
，将中国推上革命的道路
。

洋务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接连的外忧内患 ，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份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 。咸丰 、同治年间开始
，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自强
” ，改良生产技术
。各地先后引入外国新科技
，开设矿业
、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 ，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

1894年至1895年发生甲午战争
，中国被日本大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证明了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
。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 ，包括政治体制上，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开始于1895年于北京发生的公车上书 。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十八省举人
，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 ，并向日本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
，一时间群情激动
。4月，康有为 、梁启超作成上皇帝的万言书 ，提出拒和
、迁都及变法的主张
，得到一千多人连署。5月2日，康、梁二人 ，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市民
，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 。因为外省举人到京是由朝廷的公车接送，事件亦被称为公车上书。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后果 ，但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
，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
。当中由康 、梁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师翁同和
、南洋大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变法开始

1897年末 ，山东发生曹州教案，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 。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
，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 ，英国进占山东威海
，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
。列强意图瓜分刚败于日本的中国，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

光绪皇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 ，但实权一路仍然是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 。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
，光绪于1898年（戊戌年）向慈禧要求实际的权力，让他进行朝政的改革
。6月11日 ，光绪颁布《定国是诏》
，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召见康有为 ，调任他为京章行走
，作为变法的智囊 。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 、林旭、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

新政内容主要有：裁汰冗员
、废八股、开学堂 、练新军
、满汉平等、满族自谋生计等等；涵盖教育 、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

戊戌政变

新政一开始便遭到原来各大臣的抵制 。特别是北洋大臣
、直隶总督荣禄 ，更是保守派的头目
。荣禄与慈禧的关系密切，不单对光绪公开抗命
，还与朝中其他保守派人物向慈禧密报，要求慈禧回朝训政。9月13日 ，光绪感到慈禧有异
，于是命康有为迅速外出到上海，并要“设法相救” 。9月16日 ，光绪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
，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。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 ，催袁急回天津
。据袁世凯的日记
，之后谭嗣同于9月18日夜访袁世凯住处，透露慈禧联同荣禄 ，要废除光绪；并说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
，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 ，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 。

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的泄密，是光绪政变失败的原因；但据近年的考证
，慈禧及荣禄早有废除新政的计划，二人在袁世凯9月20日泄密以前亦经已有部署和防备
。9月19日 ，慈禧回宫
，9月21日即临朝，宣布戒严 ，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
，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 ，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 。维新党人中
，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
。其他数十人被捕 ，包括称为“戊戌六君子 ”的谭嗣同、杨锐 、林旭
、刘光第、杨深秀 、康广仁
，六人于9月28日斩于菜市口。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发放新疆 。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 ，一律都被废止
。

变法的影响

只有短短103日的变法，最后因为宫廷政治斗争的缘故而告失败。过去多数人将运动的失败归咎于慈禧及朝庭中保守大臣反对改革而发动政变 。但近年亦有历史学家认为
，维新运动自开始即不具有成功希望
。除了光绪未具备足够的权力和威望推行改革外，维新派人物（特别是作为智囊的康有为）对政治现实的无知 ，和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的粗糙嘹解
，亦注定运动的失败。

由于变法的失败，中国失去了一批倾向在原有制度下实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激烈变革 ，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
，最后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国三千年的帝制亦画上句号 。除止以外 ，朝庭中本来较为开明有为的大臣在政变后有些被贬
，其他亦多被排挤到中央以外；间接亦造成了之后发生的义和团事件。

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的不同

从内部条件和社会背景上
。第一，日本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优于中国。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两国封建社会内部都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 。但在19世纪中叶
，这两个国家都还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充分的社会经济前提
。只是由于遭到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日中两国才被迫将“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的任务提上自己的历史议事日程。由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普遍水平略高于中国 ，因此它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也比中国更有利一些 。第二，日本幕府统治与清朝统治虽然同样面临严重的危机
，但情况有所不同
。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其危机主要体现在：一是日本存在着猛烈而持续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 ，它有力地冲击着幕府的统治和腐朽的封建制度 。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分化也日益激烈
。旧的统治阶级——武士等级
，不仅在其上层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日益贫困化的广大下级武士对上层的不满情绪也发展到“恨主如仇”的严重程度 ，一部分武士甚至向资产阶级转化
，这就使幕府陷入极端孤立的地位。此外，强藩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大 。1864
、1865年幕府两次发兵征讨长州藩 ，标志着幕府与强藩的矛盾也已公开化
。而日本封建制度因其僵化的土地所有制和封闭式的社会结构
，不但无法调节这些矛盾，本身也陷于瓦解。而中国戊戌维新时却没有出现这样的形势 。自从1864年欺骗利用。在统治阶级内部 ，掌握清政府大权的满族贵族
，对外向外国侵略势力投降妥协，勾结起来共同绞杀中国人民革命；对内则向汉族地主实行让步 ，依靠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军阀官僚镇压农民起义，办理国防外交
，使清朝封建政权暂时得以维持
。统治阶级内部虽然有洋务派 、顽固派以及帝党、后党之争，但总的说来守旧势力还很强大。

从力量对比上 。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不成熟的条件下 ，能否实现近代的社会变革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旧的统治阶级营垒中是否能分化出一支革新的力量以及这支力量的实力情况
。在日本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势力已经十分脆弱 ，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
，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 ，既有基地
，又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武装 ，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
，一举推翻了幕府旧政权 。中国的情况则不然
。由地主
、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结成的“四位一体 ”，同现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 ，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又是它们的共同思想准则。而且，这股反动势力还有强大的外国侵略势力的支持 。因此
，在这个具有特殊凝聚力的统治营垒中是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的
。如中国的维新势力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 ，联合少数官僚。既没有基地
，也无兵权 、财权，“与守旧党比 ，不过千与一之比
，其数极小
”（严复语） 。因此，守旧势力一反扑 ，维新势力顷刻瓦解
。

从政策措施的实施上。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
，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 ，如奉还版籍（1869年）
、废藩置县（1871年）、改革封建身份（1869至1873年） 、废除封建俸禄（1876年）
、地税改革（1873年）、教育改革 、殖产兴业
、修改不平等条约
，最后制定宪法（1889年）、召开国会（1890年），使日本成为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中国的“百日维新”中 ，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 、经济
、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，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的强大
，根本不可能实施。

从国际环境上
。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 ，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
，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 ，尽量利用英法 、英俄之间的矛盾
。而中国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
，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 ” ，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